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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南北朝时期，佛门的少林寺习武即已发端，而道家与武术也开始了交融。武术与道家有共同的哲学渊源，老庄思想的“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因敌变化，后发制人〃以及道家阴阳辩证、五行生克等思想，均成为武术技击理论的指导原则，武术中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及峨眉、武当诸流派之技击理论，无不以道家思想为指针。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不少道士精习武艺，亦武亦道，除利用武术于乱世中自卫防身，保护道教庙观财产外，更借武术以习道法，使道家神仙思想与武术相结合，形成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魏晋时期，早期道教中即有武术与神仙思想的结合，借武术来显示道教的宗教意识与法力，这主要表现在关于剑的神话与道术上。由于自先秦以来剑术受到人们特殊喜爱，人们练剑佩剑，除习武之外，更有着英雄气概高贵不凡的象征，因而剑这一武器逐渐由被人崇敬而神化，表现在认为剑有灵异性，剑能体现祥瑞以及剑能降妖、诛鬼、辟邪等方面。如《晋书•张华传》记吴国之地斗牛间常有紫气，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张华命人掘出宝剑佩带，起事称王的故事。又《晋书》还有刘曜得道童献宝剑，后来当了前赵皇帝的故事。王嘉(拾遗记》："昆吾山下多赤金……越王勾践使二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见之则伏。”这是神剑能辟邪诛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成为道士把宝剑作为法器的重要根据，道士作法，降神诛妖，均离不开宝剑。陶弘景喜欢研究武术，著《刀剑录》，自述造神剑十三口，每口神剑均刻有道教铭文符箓，并有特殊作用。如〃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剑，剑上刻真人玉女名字……五曰伐形，刻符箓道家登真口诀，六甲神，长五尺……七曰五威灵光，长二尺许，半身有刃，上刻晨辰北斗，天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厌即伏用之。”剑除了种种神异作用外，还能上天入云>飞剑斩杀。这些传说即后世剑仙故事之由来。
道术与武术的结合，还表现在道教修炼中借宝剑"尸解〃成仙的道术上，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把神仙分为三等，即天仙、地仙和尸解仙：“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脱，谓之尸解仙。”即天仙、地仙都已能不死，肉体成仙。而第三等仙人，则须先死，借某一物体〃尸解〃——代替自己死身，而后成仙。代替之物，多用宝剑，亦称"剑解〃。《太极真人遗带散》云：〃凡尸解者，皆寄一物而后去，或刀或剑1:,或竹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神仙传》谓：〃真人去世，多以剑代形。
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道家典籍记载亦有“刀解〃，死后棺内尸体变成宝刀。尸解的法术，也是道教和武术结合的另—种形态。
道家与武术的紧密联系，更主要的体现在道门习武练武，道家而兼武家。晋代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即精通武术。《抱朴子•外篇自序》："少尝学射……昔在军旅，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遂以得免死〃。可见葛洪曾参加部队指挥作战，并精于射术。葛洪自述曾练习多项武艺：
“又曾受刀楣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求，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便可以当全独胜。所向无敌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可见葛洪掌握了刀楣、单刀、双戟等当时实战中常用武艺及棍法，学到一些较为高超的本领。葛洪青年时即学道，晋惠帝泰安年间，曾应召从军，并立下战功，获得"伏波将军"称号。战争平息之后，复返道门。可见当时不少宗教徒也参军服役，这也是道门尚武的一个历史原由。南朝时期著名道士陶弘景亦精于武艺，他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早年出仕，后入山修道，因其学识渊博，深受帝王崇敬。其祖父陶隆、父陶贞宝均文武全能，善骑射，有力好武。陶弘景承其家传，亦"便马善射〃，精研兵法，对刀剑有深入研究，著(刀剑录》，记历代名刀宝剑，自己于"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用金银铜铁锡五色合为此剑，长短各依洞剑术法。”陶氏亦喜炼宝刀，曾炼宝刀二口，"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献给梁武帝，受到嘉奖。
中国武术发展至宋代，渐趋成熟，此时，已开始形成各种拳法、流派，且出现了“十八般武艺〃之说，表明武艺器械已多样化，在武术发展过程中与道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明代出现了有关张三丰与武当派武术的传说，把武当武术的首创者归于道士张三丰。明代学者黄梨洲撰《王征南墓志铭》一文记下了这一传说：〃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丰。三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三丰之术，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最著。”(《南雷文案)卷六)王征南为明末内家拳武术家，在这个墓志铭中记下了内家拳为道家张三丰所创。这一传说虽无更多的史料来印证，但从内家拳及内家拳的体系太极拳、形意拳及八卦掌等流派看，其拳法思想理论，则多为道家思想观点，因此，其与道教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存在的。近世八卦掌传人董海川之传记亦叙董之拳法得之于道士："董公海川者，八卦掌传世之始祖也。世居文安城南朱家坞，生有神力，幼习技击，以武勇名乡里……尝访友于皖之江南九华山，迷途误入乱山中，得一道士而从之习打拳击剑之法，练神导气之功。凡其所传皆所未闻未睹者。"(《武当绝技》•《董海川先生传》吉林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明清以来，各种典籍中记道士精于武术技击者不少，突出者如明人唐顺之《峨眉道人拳歌》写道：
"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
忽然竖发一顿足,去来星女掷灵梭，险中呈巧众尽惊,百折连腰尽无骨,犹言技痒试贾勇,兴闳顾影却自惜,余奇未竟已收场,道人变化固不测,崖石迸裂惊砂走。天娇天魔翻翠袖。拙里藏机人莫究。—撒通身皆是手。低蹲更作狮子吼。肯使天机俱泄漏。鼻息无声神气守。跳上蒲团如木偶。”
这首诗极生动地描绘了峨眉道人的拳技，说他是能与少林拳法媲美而更新奇的拳术，诗中形象地写出了道人的深厚功力和武术风格，可作当时道家武术的代表。
中华武术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用之于战斗的实战性，用之于强健体魄的健身性以及用于愉娱身心的竞技娱乐性是其主要方面。武术离不开杀伐搏击，其多种社会功能均与其技击性分不开，而技击则免不了伤人或自伤，因此，无论从武术的习练或实战看，武术均与对人体创伤的防护与治疗有紧密联系。所以，自古以来，习艺练武必兼习创伤治疗，武师多为伤科医师，武科与伤科成为不可分割的孪生姐妹，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发展。道家与武家相结合，在道教医疗中自然表现了伤科的特色，而且由于道教医家在伤科方面的成就，使道教医学对中华伤科的形成与发展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晋代道家大医葛洪在伤科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他论述了开放创口感染的“毒气〃之说，强调早期处理伤口的重要性，他所主张并提倡的骨折和关节脱位用小夹板局部固定法和手术整复疗法，在中国骨伤诊断与治疗史上起到划时代的开创作用。
葛洪对危重创伤及大出血者指出："凡金疱去血，其人若喝，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辈，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
(《外台秘要》引《肘后方》他对胸腹内伤治疗，继承并发展了汉代《治百病方》之法，以活血逐瘀为主，创(桃枝汤)治堕落瘀血，以活血化瘀止痛。为防感染，葛洪以药水洗创口，再敷《神黄膏》，他制成多种金疮止血止痛之膏散常备急用。葛洪创造性地运用按摩牵引等手术于脱位、骨折等创伤的整复。《肘后方》载："治失欠颔车蹉开张不合方：一人以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这种治疗下颔关节脱位的方法至今还用于临床。葛洪在《肘后救卒方》中首次提出用竹板固定骨折法："肘后疗腕折，四肢骨破碎及筋伤蹉跌方：烂捣生地敷之，以裹折伤处，以竹片夹裹之，令遍病上，急缚，勿令转动。一日可十易，三日则差。”这种首先外敷上药然后用夹板固定骨折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千余年来治疗骨折的独特疗法，葛洪首创之功不可磨灭。其外用药修复骨折，续筋接骨，也是道医伤科的特色。葛洪提出腰连腿痛是"肾气虚衰而当风卧湿〃所致，他选用的方药，构成"独活寄生汤〃，至今仍常用。《肘后备急方》载运用灸法："治卒腰痛、不得俯仰方：正立倚小竹，度其人足下至脐，断竹，及以度后当脊中，灸竹上头处，随年壮……或灸腰腿中七壮……治反腰有血痛方，捣杜仲三升许，和苦酒和涂痛上，干复涂，并灸足踵白肉际三壮。”这是治扭伤腰痛的方法。长于治疗腰腿病痛，亦是道医特色之一。
唐代著名道医孙思邈之(千金要方)为医家百科式巨著，在伤科方面，辑录了不少治伤药方，记录了孙氏治内伤的经验。以人尿治内伤至今仍为外科用药。《千金要方•备急》："凡被打损，血闷抢心，气绝不能言，可擘开口，尿中令下咽，即醒。”他还介绍了以泥土蒸热包熨损伤之法，有—定疗效。孙思邈还对针灸、按摩、导引等治筋骨痹症、风湿痹症进行了总结，其治扭挫伤腰疼痛的导引法是：〃正东坐，收手抱心，一人于前据摄其两膝，一人后捧其头，徐牵令偃卧，头到地，三起三卧，止便差。”孙氏此法简便有效。
在唐代，出了一位对中医骨科诊断与治疗作出划时代贡献的道教医家——蔺道人。正史没见他的传记，他所传授《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之序言说他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已"百四五十岁〃。蔺道人原籍长安，其名不可知，晚年隐居江西宜春钟村，村民彭叟与道人为友，彭叟之子受伤"折颈挫肱，呻吟不绝〃，蔺道人为其治疗数日即愈，人们才知其精伤科医术，求者益众。蔺道人以其方授彭叟，《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才得以流传于世。该书以气血学说立论，以整复、固定、活动及内外用药为治疗骨折的大法，对开放性骨折，应先冲洗伤口，后行手法整复骨折或扩创复位、缝合伤口、小夹板外固定和内外用药的治法。其治内伤有七步内治伤损法，分七个步骤按不同的阶段服以不同的方剂药物，计"一汤二药三丸一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整复骨折有"相度"、“忖度"、“拔伸"、“撙捺〃和“捺正”，即手摸心会、技伸牵引、端挤提按等整骨手法，再加小夹板固定与活动相结合的治疗。蔺道人的骨科诊断治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成为后世千余年骨伤治疗的准绳，至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有极大发展，此时，拳种并出，流派林立。所谓少林、武当、峨眉为其最著者，此外，各家拳脚器械，何止数十百家。从宗教与武术关系看，佛道及民间宗教都与武术有紧密联系，而且以武为核心，往往突破宗教界限。如著名武术大家少林派中，却有不少道家人物;武当派本出自道家，却有不少高僧强手。现在所见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为少林拳术最早的完整拳谱(少林衣钵真传)四卷，包括拳术、短打、器械及内功，整理者为升霄道人，为此谱作序者为弗遑道人。其内功《十八罗汉功图谱》中，还附有道教内丹修炼的《内观图》，表明少林武术亦汲取了不少道教修炼的理论与方法，道家人物对少林佛门武术亦有重大的贡献(参阅旷文楠：《绘象罗汉行功全谱评述》，《中华武术》1992年4期)。在武术伤科方面，亦是如此。明清时期武术伤科有较大发展，其中包含不少道医兼武家的成就。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有异远真人，著《跌损妙方》，内容有《治法总论》、《用药歌)及《血头行走穴道歌》等，该书为武术伤科较早著作，其作者异远真人事迹生平不可考，顾其名可能为道医兼武家人物。《跌损妙方》一书对明清武术伤科有较大的影响。其药方"七厘散"至今为少林伤科要药，其基本成分是承继唐代蔺道人的整骨方发展而来。《跌损妙方》、《用药歌》论述了伤科药物性味及主治，为明以前治伤药方的总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跌损妙方》中《血头行走穴道歌》，说明人身气血运行在十二时辰中分别经过不同穴道，这是中医经络学说子午流注理论在伤科中的运用，早在晋代道教大医葛洪《肘后救卒方》中就记载了人体受伤致命的部位、穴道，异远真人承继了历代伤科有关穴位的经验，提出子午流注运用于伤科，为以后少林武术的跌打点穴治伤法指明了途径。至今，道医治疗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子午流注理论点穴按摩、针灸治疗，都是承继、发展了异远真人的伤科血头穴道理论而来的。异远真人的《跌损妙方》为清代武家兼医家的王瑞伯、江考卿、赵廷海等人继承，对清代骨伤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伤科仍是道医的特色之一，不少知名的武家兼医家，许多是承继与发展道医的这一特色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