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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过晋国，今山西;虢国，今河南;齐国，今山东;还去过楚国，今湖南、湖北;秦国，在陕西。在遇到那位长桑君之前，扁鹊只是姓秦名越人的一个普通少年，住在勃海郡的郑县，靠着替人打理一间小客馆谋生。
有天，馆里来了一个客人名叫长桑君。旁人都不觉得这人有何特别，唯独秦越人觉得他是个奇人，待他总是十分恭谨。长桑君也对少年另眼相看，认为他资质不凡。这样来去十来年，有一天长桑君偷偷地把秦越人叫到一边，说自己有一个秘方，想要相授与他，但千万不能告诉外人。秦越人承诺后，收了药方，老人突然就消失不见了。秦越人遵照药方，用草木上的露水服用，连吃了30天，果然像长桑君所说的，目力变得可隔墙观物。他帮人看病，可以直见五脏六腑里面的病症，很快就以诊脉厉害出了名。
秦越人离开家乡，从此游走四方，行医列国。他有时在齐，有时在赵。到赵国后，秦越人成了“扁鹊”，那本是一位上古神医的名字。
在扁鹊的行医事迹里，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虢国起死回生的故事。扁鹊路过虢国，正好听闻虢太子死去的消息，举国都在举行除邪去病的祭祀。他在王宫面前碰到一位喜好方术的中庶子，就向他打听究竟。中庶子告知，太子暴亡是因为血气运行失去规律、阴阳交错而不能疏泄，造成内脏受伤而突然昏倒死去。扁鹊听他说太子亡故不到半日，并尚未收殓，就请他转告国君：我能使太子复活。中庶子闻言不敢相信，认为扁鹊是在胡说八道，他举出上古神医俞跗的例子，说如果先生的医术能如此高明，那么太子就能再生了，否则不要说这种骗小孩子的话。
扁鹊仰天长叹，答道：我用的治疗方法，不用切脉、观色、听声和观察病人的体态神情就能说出病因何在。从疾病外在症状能推知内因，知道内因也可推知外在症状。我决断的方法很多，不是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你现在进去诊视太子，会听到他耳有鸣响，看到他鼻翼翕动，顺着两腿摸到阴部，那里应该也还是温暖的。
中庶子听后瞠目结舌，按照扁鹊所说的告知国君，然后请扁鹊入宫。扁鹊诊断太子为“尸蹶”，只是阳入袭阴而阻绝了脏气，所以让身体安静得好像死去了一样。他用针灸、药熨和汤剂的方法同时治疗，太子很快就苏醒和坐立，20天后便恢复如常了。天下人都认为扁鹊的医术可以死而复生，但扁鹊说：我不是能使死人复活啊，是他本来就活着，我做的只是让他恢复健康而已。
扁鹊这些医案，主要记载于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历史上真的有秦越人这个人吗？就连上古神医“扁鹊”这个名字可能也是虚构的，并非人的姓氏。
多年研究医古文的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署理院长、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告诉本刊：关于扁鹊的“扁”字，宋代有一本书叫《集韵》，里面讲“古有扁鹊，字或作鶣”。清代有学者说这个字读piān，意思是鸟飞起来比较高、比较快的样子。《诗经》里也有说“鶣彼飞鸮”。
他认为古代神医里面有很多名字可能都是虚构的。比如有一个神医叫俞跗：俞，中医里面讲的是五脏里的俞穴，“俞”字也可以从月字旁;跗，类似按摩的意思，即揗拊。这样来看，“俞跗”就是一个疏通经脉的治疗方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司马迁借虢国那位喜好方术的中庶子之口也说到这位神医俞跗，说他治病不用汤药、按摩、导引、药熨等方法，解开衣服就知道疾病所在，可以顺着俞穴，割开皮肤剖开肌肉，疏通经脉、结扎筋腱、洗涤五脏等等。
史书记载秦越人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都失传了。还有一本《难经》据说是他所作。唐代杨玄操在《〈难经〉序》中写道，《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勃海秦越人托名黄帝所写，“以其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
照这种说法，在“扁鹊”名号之外，秦越人还被时人根据他的出生之地赠与了一个名字：卢医。
据说扁鹊最后死在秦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出函谷关的时候，秦国太医令李醯（音“西”）把他给害死了，因为妒忌他的医术胜过自己。
陈致释义说，醯是醋的意思，古代人制酱时要加入醯，因此古代有一种把人做成肉酱的酷刑就叫“醢醯”（音“海西”），孔子的学生子路、汉代将军彭越，都被记载受到这种酷刑。
关于扁鹊，史料记载其实极少。比《史记》早一点的文字记载还有《韩非子》。但《韩非子》多讲寓言，所以未必可信。比如《韩非子·喻老》篇，讲扁鹊给人治病，用刀刺骨，刮骨治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写过的一个扁鹊过齐的故事，《韩非子·喻老》篇也提到了，说扁鹊去见齐桓侯田午，也就是田氏代齐以后的齐桓侯而不是春秋时候的那个齐桓公。史书上有时候称齐桓侯为蔡桓公，只是因为他的都城在上蔡——按照战国习惯，国君以都城为号，跟春秋时候的蔡国并不是一回事，真正的蔡国在扁鹊时代已经被灭。扁鹊四诊桓侯，“疾在腠理”、“疾在血脉”、“疾在肠胃”、“疾在骨髓”，不一定那么准确，但还是有所依据。
《战国策》里也有少许扁鹊的史料。《战国策》记述了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扁鹊准备给武王除病，左右大臣却说武王的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未必能够彻底治好，弄不好会让耳朵听不清，眼睛也看不见了。扁鹊听到武王转述这番话后就把手中的针摔到地上，说：您和懂的人商量，又让不懂的人掺和。如果像这样来管理秦政，恐怕就要误国了。
有书《鹖冠子》，据说是楚国一位隐居贵族所作，里面另写到一个扁鹊（秦越人）三兄弟的故事。扁鹊和魏王聊天，说自己有兄弟三人，其中最擅为医的是大哥，二哥其次，自己最差。魏王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扁鹊答：我大哥看病是“视神”，即看人的神气，病还没有成形就除掉了，所以他名气不大。二哥看病在“毫毛”，人有稍许症状就看出来了，所以“名不出于闾”，他的名气只在乡里流传。我呢，又动针，又看脉用药，还用刀来割开肌肤，所以在诸侯里面特别有名。
《鹖冠子》里边记载的扁鹊真实性如何？陈致偏向于存疑：“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研究《鹖冠子》这本书，也有很多人相信它是真的。但是《鹖冠子》曾经是被怀疑的。因为史料的缺乏，这些都只可以作为参考。”
关于鹖冠子其人，《汉书·艺文志》只记载“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到了唐代，同为大文学家，韩愈《读〈鹖冠子〉》断为真籍十六篇，柳宗元却《辨〈鹖冠子〉》是伪书，后代学者也多以为伪。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汉墓楚帛之后，随着对其中佚籍《黄帝四经》的考古研究，一些学者开始认同《鹖冠子》不伪的结论。史学家李学勤考证鹖冠子的活动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的前半，即公元前300～前240年左右。如果以此作为对照，《鹖冠子》对公元前310年去世的扁鹊的记载也就可信了些，毕竟他们生活的年代差异没有超过半个世纪。
春秋时期，秦国有医缓、医和。所以也有一个说法，指秦越人就是医缓，但是陈致认为这里边有一些附会。医缓、医和是春秋中期鲁成公时候的人。《左传》里面记载医缓给晋景公治病，景公梦见二竖子对话，医缓听后告知，其病在“肓之上，膏之下”，针不可及，药不可至，不可救也。“病入膏肓”的成语就从这个故事而来。
扁鹊通常被考据为生于公元前407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如果对春秋和战国的划分遵循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界，扁鹊就应是生于春秋末年而卒于战国中期的人。
电视剧《芈月传》将楚国宫内的女医挚设定为扁鹊的徒弟，习其《内经》，仅从时间上说还是可能附会上去的。历史上的秦国宣太后也就是剧中的芈月，死于公元前265年，她出生时，正是扁鹊行医晚年，那么剧中为她接生的女医挚曾跟随游走列国的扁鹊习医倒也说得过去。但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写到的扁鹊两个徒弟，分别是子阳和子豹，曾助扁鹊医治虢太子。
《扁鹊仓公列传》中说扁鹊晋昭公的时候，曾为权势倾城的晋国大夫赵简子诊病。晋昭公死于公元前526年，赵简子死于公元前476年，再对照扁鹊生卒，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差百年，不可能有交集。以《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记载，赵简子专国是在顷公和定公两朝，而不是昭公时期。
扁鹊晚年，东周最后一位君主赧王在位，东周王室对诸国影响已经形同于无，而秦国势强，取天下之心炽盛。秦武王嬴荡生于公元前329年，公元前311年继位，4年后在周都洛邑举鼎而亡。《战国策》中对扁鹊见秦武王的记载在时间上是成立的。
巫师和医官
《史记》记载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的行医原则，其中最后一条是，不治“信巫不信医”的人。后人视为中国古代的“医”从此和“巫”划清界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已故历史学家周策纵著有《古巫医与“六诗”考》，从文字学和史实上讨论过“巫”和“医”的关系问题。先秦时期的巫，其基本功能是降神。《说文·巫部》里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周策纵认为巫字的本义是巫祝舞玉的象征。《史记·封禅书》载汉初有荆巫祠、巫先，“我们也未尝不可假定最早的巫，由于其职务是步踏导‘先’舞，以治病求福，所以称作‘巫先’”。
以他的考证，巫医制度还可追溯到更早的传说记载。《山海经》说的虽像半神话，也许含有较早的史实。其中说到巫的几条，对中国古代巫医传统的研究，至关紧要。《海内西经》记载道：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突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璞给这六巫注道：“皆神医也。《世本》曰：巫彭作医。”
六巫皆神医，巫术在上古的疾病治疗中地位至高。《黄帝内经·灵柩经》说：“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何故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这段说的是，巫祝知道病从何来，所以可在疾病显现之前先用咒语治住它。这和《鹖冠子》里所记载的，扁鹊讲述他大哥可“视神”而诊疗病人的故事其实有某种相似表述。
在扁鹊之前，巫、医其实已有分工。《周礼》一书中，“医官”名下包括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被列入《天官》，主要与宫廷内官有关;巫师则有司巫、男巫、女巫，另列在《春官》，主要与祭祀、占卜一类活动有关。但尽管如此，古代的医事制度仍保留着医师兼通祝禁的古老传统，反映出它与巫术的历史联系。
祝，其实就是用咒语来治病。“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湖北荆州出土的秦墓竹简中记载了一种请墙垣神灵治理牙病的巫术：病人拿两片瓦，走到太阳照到的城墙下，把一片瓦埋在墙垣下，然后祝求：“呼，垣址，敬令某龋已，予若菽子而缴之龋已。”这是向墙垣神承诺愿献祭稻子来换取保佑牙病快点好。
先秦时期，赵国设有太卜，就是专掌占卜的职官。有一次赵王生病，太卜告知占卜的结果是因为侵占了周之祭地的缘故，赵王就赶紧把祭地还给了周王室，以求病愈。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西汉药方如《五十二病方》、《养生方》中，都有用祝由术治病的方子。《旧唐书·职官志》记唐制，太医署分四科，其一就是咒禁科。《元史·百官志》和《明史·职官志》里各记太医院十三科，也有其中保留祝由科的记载。
除了巫术，古代医学和方术也有难以割裂的关系。上古贵族大多养有巫祝术数专家。西周贵族礼乐崩坏后，春秋战国时期，这些人中有很多失去了官守，流落到民间，成为依靠方术技艺为生的方士，其中就包括为人治病。
方术，实际上是古人对“数术”和“方技”的合称。在《中国方术考》一书中，学者李零重点讨论了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数术方技”。他认为中国文化始终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除了汉代以后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还有另一条是以数术方技为代表。数术之学是中国古代研究“天道”，涉及天文、历术、算术、地学和物候学，所谓大宇宙的范围;方技则包含了医学、药剂学、房中术、养生术以及与药剂学有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知识，而且还影响到农艺学、工艺学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对人道的研究。以李零所述，这种“学”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概念有许多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包含了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所以，方术之学既可以视为“伪科学”（pseudo-science），也可以视为“原科学”（proto -science），但很难一分为二地完全割裂开来。
春秋末期已有官学和私学并立。官学的基本系统包括对礼乐、律历、天文和郊祀的掌守，私学则有诸子和兵书、数术、方技等，通常被认为兴起于孔子讲学。到了汉代确立儒家正统之后，才有了高低分明的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六艺之下是诸子，诸子之下，才是兵书、数术和方技等实用知识。
前秦诸子里，阴阳家被认为直接源出于方士。司马迁的祖父、史官司马谈在著述《六家要指》中，将阴阳家位列六家之首。可惜阴阳家著作大多不传，连战国时候最有名的邹衍，其语录也没有完整保留下来的，只被《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辑入一些散佚。《汉书·艺文志》又将阴阳家分为两类，像邹衍这种自成一家并存留少量著述的有二十来家，归入《诸子略》，而“虽有其书而无其人”的实用书籍就归入了《数术略》和《方技略》——医经、经方，以及天文、历谱、五行等内容都一并收在这后两类里面。
医经“原人血脉、经落（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尤以脉学为最重要。经方比较复杂些。李零说中国古代医方所收的药物是以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为主，但也包含一些化学制剂，如魏晋以后流行的丹药。记录这些药物的产地和药性在古代不仅属于药剂学，还带有博物学的性质。古代的博物学知识，除见于地志性质的古书，某些训诂书如《尔雅》、《广雅》，更多的是保存于医方之中。
但数术方技类的书籍往往“授受不明，学无家法”，缺少古人所说的“依托”。李零指出“依托”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概念与术语，它并不等于后世辨伪学家所说的“伪造”，而是各种使用书籍追溯其职业传统的一种特殊表达。古代的实用知识是学科而不是学派，它们不像诸子之书可以追溯其“家法”于某个实在的人物，但这些学科总是和一定的技术发明有关，而这些技术发明起源都很古老，要远远超出文字所能覆盖的历史范围，所以古人总是把这些技术发明推源于某个传说人物，把他当作其技术传统所出的“宗师”。比如，矢、射之术分别源自夷牟和逄蒙，酒自仪狄。而说到医、药，医祖为巫彭，药祖为神农，《神农本草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药学经典。
巫对上古政治的影响见于诸多典籍。陈致在其著作《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中讲到，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从商代宗教神权色彩较浓的贵族社会向周代平民社会、世俗社会转化的过程。他说，余英时先生有一本《论天人之际》，讲礼乐传统原来是在“巫”文化底下，神权宗教都处于王朝的中心。礼乐传统的破坏，也就是巫术文化被破坏后，私学兴起，文化开始有思想上的突破。在春秋以前的贵族社会中，宗教神权很重要，是跟政权、王权结合起来的。所以掌握神的只有贵族。“巫”实际上也是贵族。比如说楚国贵族的申公巫臣，那就是贵族，本人就是楚王的后代。“巫”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到了春秋晚期，贵族社会开始逐渐崩溃。从战国开始，各个国家实行郡县制，然后游士阶层出现，整个社会开始世俗化、平民化，“巫”就开始向“医”转化了。
至于“医”对战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陈致说，医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应该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宫廷里有御医，和君主关系比较亲密。比如说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图穷匕见，就有御医夏无且在场，当时他拿着药罐子砸向荆轲，没砸中，秦王围着柱子跑，荆轲就围着柱子追，然后旁边的人，包括夏无且都喊大王拔剑。夏无且是秦王身边的人，关系比较密切。君主和御医之间有很多例子，应该对国政也有一些干预，对国家政治也会有一些影响。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说，他写荆轲刺秦王写得那么详细，就是听夏无且的两个学生讲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