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不同的致病因素在侵害着人体 的不同部位,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人体都在进行着不同的病理变化，治 疗时，必须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疾病及其不同疾病发展的 不同过程给予不同的处理方法，对疾病进行辨证施治。
所谓辨证施治，就是在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 辨别其病的性质(病机)，并依据辨别出来的病证性质(病机)而确立治疗其病 的方法。这是祖国医学的特点，也是祖国医学的精髓。祖国医学认为，人体发 病，都有其一定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而其发病后人体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临 床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个临床现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各 个临床现象之间,都不是彼此隔绝，彼此不相关联的，而是都有着一条互相联 结的红线贯穿着,并且各个临床现象的出现’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 规律的统一体。因此,临床上对疾病的施治必须辨证，而辨证则又必须在祖国 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这是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它里面含有着非常 宝贵的辩证法内容。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由低级到高级，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在整个认识史中,感性认识只能给人们找到事物的 现象，不可能触及到事物的内部、事物的本质,直到人们用正确的思维方法，通 过大脑功能的活动,将事物的各个现象加以分析、归纳、综合、研究之后，使感 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真正掌握住事物。祖国医学在 临床活动中，就是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在病人身上及其周围全面收集 其疾病资料，即调查了解和掌握有关疾病的各种情况，然后用祖国医学的基本 理论为指导,对自己占有的资料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找出疾病的本质，并依此 而确立战胜疾病的方针。例如:我们在临床医疗活动中，在开始收集到有关疾 病情况的这些资料——头痛、项强、发热、恶风、汗出、脉浮缓等症状的时候，并 不能理解它是一个什么病证,也不能理解它的发生原因，只有当我们用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把它想一想之后，用祖国医学的观点把它加以整理、加以 组织、加以研究之后,我们对它具有了理性认识，才会懂得它是中风病,它是风 邪中于人体太阳经的所谓表虚证，才能判别它和伤寒病的头痛、项强、发热、恶 寒、无汗而喘、脉浮紧等所谓表实证的麻黄汤方的证治不同。
祖国医学在辨证施治中，正是把收集来的一切有关疾病情况的临床资料 进行分析研究,找出疾病的主要矛盾，并针对其主要矛盾予以解决，从而消除 其他矛盾。《伤寒论•辨太阳病》：“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在 临床上疾病所表现出来的征象除“脉结代，心动悸”外，可能还会有头昏、目 眩、失眠、多梦以及面色胱白、肢体无力等征象出现，但在一定情况下来说，这 些都是次要的，只有心脏真气虚的“脉结代，心动悸”是其主症,是其主要矛 盾，所以用炙甘草汤方补中焦之汁以资益真气而解除其主要矛盾，关于其他征 象的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正虚容易受邪，邪伤必定害正。一个人体的患病，是既有邪气的存在，同 时也有正气的衰弱。在治疗工作中,必须依据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找出 疾病的主要矛盾方面，即辨别出其病是偏于邪气之盛抑是偏于正气之衰，而确 定其攻邪抑是补正的治疗方法。《伤寒论•辨霍乱病》：“霍乱，头痛，发热，身 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二者都是湿 邪混乱于中焦，中焦之气挥霍缭乱所使然。但前者欲饮水,标志着其病主要的 矛盾方面在外邪偏盛,用五苳散宣阳化气、驱除外邪;后者不用水，标志着其病 主要的矛盾方面在正阳偏虚，用理中丸温阳助正、调理中气。
表证可以入里，里证可以出表。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依赖自己的内 部规律在不断地向前传变或叫做转化。而疾病在其传变或者说是转化的时 候，由这方面飞跃到另一方面，就具有了另一方面的特点，具有了不同质的内 容。因此,祖国医学在临床工作中’就是要不断地随时地根据疾病发展的新情 况，采取相应的新的治疗方法。《伤寒论•辨太阳病》：“脉浮者，病在表，可发 汗，宜麻黄汤”(按《伤寒论》的一般读法，本节当寓有头疼、体痛、发热、恶寒、 无汗、脉紧等征象在内)，同篇：“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 救其里，宜四逆汤。”前者脉浮是伤寒病的太阳表证,用麻黄汤发表泄卫以散 寒;后者脉反沉’是其病已伏少阴之机，是伤寒病的太阳表证正向少阴里证转 化，用四逆汤温里助阳以祛寒。
疾病的发展和变化，既然都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它自己的规 律在向前推进，向前运动，我们就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可能用一个方套定一个 病、一个病固定一个方地像印板样的印定，而应该认识并掌握住它的规律。祖 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就是对各种疾病的普遍规律的总结。掌握了它，就能很好 地在临床上辨证施治，就能在辨证施治中正确地认识疾病，并从而战胜疾病。
我们知道,每一疾病在其发展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一定的特点;而许 多疾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时常又都有同一病理机制。因此,在临床工作中， 对于一个疾病发展的全部过程不能限于采用某一方法治疗，而对于许多疾病 发展的在病理机制上同一的某一过程又都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换言之， 一个治疗方法,不能适用于一个疾病发展的全部过程,如麻黄汤只能适用于伤 寒病的太阳表证，不能适用于伤寒病的少阴里证;而一个治疗方法，却又可以 适用于许多疾病发展的在病理机制上同一的某一过程,如真武汤方既能适用 于伤寒病中的肾阳虚弱不能制水，又能适用于水气病中的肾阳虚弱不能制水。 这就是祖国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客观基础。
在《金匮要略》一书中,《血痹虚劳病》篇说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消渴小便利淋病》篇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 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二者虽是两种疾病，且小便症状一是不利、 一是反多，但它们的本质是一个，在发病原因上都是房劳伤肾,在病理机制上 都是肾气虚弱，所以都可以用肾气丸方滋阴补阳以蒸化肾气。应该知道，病人 的临床症状，只是疾病的现象，而非疾病的本质，一个医学临床工作者，在医疗 活动中，只触及到疾病的外部现象’不深人到疾病内部，不抓住疾病的本质，是 不能认识疾病、战胜疾病的。当然，另一方面，研究疾病的本质,又得从疾病的 现象入手,现象也是本质的反映。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人体的疾病也不例外。人体的任何疾病 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而任何疾病在其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又 都有自己的内容,因此，治疗疾病必须是病万变药亦万变，才能符合疾病发展 的实际，才能适应治疗规律的需要。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正是这种疾病发展 观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正是在医疗实践中贯彻这种发展的观点。祖国医学 的辨证施治，总是依据疾病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改变对疾病的治疗方法。祖国 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中，依据各种疾病发展的规律，逐渐创立了各种不 同的辨证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 等，分别适用于治疗各类不同的疾病。
八纲辨证是概括性的辨证纲领，用以说明疾病的大体性质和总趋向’而脏 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是杂病、伤寒和温病的具体辨证 方法，各有其特点和应用范围。它们都是以藏象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并在医 疗实践中充实和发展了藏象学说。
1.脏腑辨证 一般用于杂病。它是以疾病过程中正、邪斗争和脏腑功能 失常所反映出证候作为辨证依据，来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和性质。它是直接 受藏象学说的主要部分脏腑指导的一种辨证方法。例如肾阴虚、肾阳虚，就是 研究肾功能失调的一系列表现而得出的结论。
3. 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 二者同是温病的辨证方法。温病学主要 是研究温热之邪侵犯人体后引起的疾病的学科。卫气营血辨证，根据温病过 程中病变深浅层次及其传变情况而分卫分、气分、营分、血分。三焦辨证，根据 温病的不同阶段脏腑病变的重心所在及其传变关系而划为“上焦”、“中焦”、 “下焦”。二者是温病时脏腑功能失常的表现及正、邪斗争情况的概括。如叶 香岩《外感温热篇》中就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 心主血属营”，“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等。 卫分病，一般指肺及所主皮毛的病变;气分病，主要指胃腑的病变，但也包括其 他五腑和肺、脾两脏的病变;营分病，主要指心与心包络的病变;血分病，主要 指心及所主血脉的病变。叶氏察舌、验齿方法也是以齿龈、舌与脏腑之关系为 其理论基础的。吴瑭创立的“三焦辨证”，是以温病过程中脏腑病变情况作为 辨证根据的，他在《温病条辨•中焦篇》中自注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 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 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Z明确地指出上、中、下三焦 证候与心肺、脾胃、肝肾的关系及传变过程。总的说来,卫气营血辨证详于从 病变层次深浅、病情轻重来论述脏腑功能变化的总的情况，而三焦辨证则详于 各阶段脏腑病变的重心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卫气营血辨证的不足。 因此，二者纵横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4. 八纲辨证 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阳二纲又为其 总纲。八纲是概括性的辨证纲领，用以概括疾病的大体性质和发展的总趋向， 它是应用四诊和各个具体辨证方法对病情进行调査研究之后得出的，适用于 分析归纳一切病证。八纲辨证概括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 焦辨证等具体辨证方法所反映的疾病的基本性质。但临床应用八纲辨证，又 不能代替各种具体辨证方法。八纲辨证必须与这些具体辨证方法中任何一个 相结合’才有实际意义。例如:八纲辨证属里、热、实(阳证)，可以在六经辨证 中的阳明腑实证出现，可以在卫气营血辨证中的逆传心包(营分)和三焦辨证 中的上焦病出现,也可以在脏腑辨证中的膀胱湿热证出现。所以说，光凭八纲辨证，尚不能确定疾病的具体部位和具体性质,当然也就不能拟定出具体的治 疗方法。八纲与这些辨证中的任何一种结合，就能更深人地认i只疾病的性质、 部位、正邪斗争情况与疾病发展趋势，从而指导治则的确立和方药的选择。这 说明八纲辨证和各种具体辨证方法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且这种关系 是建立在藏象学说的基础上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藏象学说是辨证施治的理论基础’而辨证施治 则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在临床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原则在医学领域中的体现。我们必须在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在临 床工作中，利用现代科学的检查方法,如听诊器、血压计、心动图、心电图、扫描 计、超声、脑电图、X光以及各种化验检查等,积累新的资料,找出新的规律，为 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服务,从而发展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